张显峰的博客

谢泳当教授咋成了大新闻

谢泳，何许人也？山西《黄河》杂志社副主编，因长期研究知识分子问题在学术界很有名气。相比那些影视明星堂而皇之地顶起“教授”的桂冠（其实谁何曾真的希望他们执起教鞭），这样一位颇有批判精神和自由思想的学者被聘为大学教授，似乎再正常不过，可一经媒体报道，连日来的舆论反映，这俨然成了天大的新闻。

很多学者在网络论坛和报纸上发表文章，对谢泳表示祝贺，也对聘任谢泳的厦门大学大加赞赏。一位学者在文章结尾意味深长地说，不管最终磨合的情况如何，现在，都有必要向“挺身而出”的大学致敬。

再精致的赞美，总能让人从中咂摸出些许“悲壮”的况味来：这样一件看似正常的聘用，却成了大新闻，却需要“挺身而出”的勇气！其实，这件事如此的蔚为壮观与令人兴叹，无非是因为谢泳的专科学历——说出这样的底细，我相信很多准备“挺身而出”的大学都会犹疑一番。

没有读过大学的梁漱溟能受邀到蔡元培执掌的北京大学任教，已经成为历史佳话。今天，这样的佳话不再，我们看到的却是：某某学者因为没有博士学位，虽然学术成就获得公认，依然无法进入体制约束下的学术殿堂。在这种背景下，谢泳当然成了焦点，厦门大学也必然成为一段时期以来被人推崇的典型。

然而，是谢泳成就了厦门大学，还是厦门大学成就了谢泳，这个时候下结论也许为时过早。正如有的学者所言，对谢泳来说，他通过获得高校教职可以改善自己的生活和学术条件；对厦门大学来说，在当今中国高校硝烟滚滚的人才大战中，获得了一次引人注目的胜利，有助于改善学校形象。

谢泳成为大学教授的一员，首当其冲的障碍恐怕就是当前中国高校普遍存在的量化考核体系。以所发表论文的刊物等级、数量以及学术专著来衡量一个教授，不知道谢泳能不能“称职”。

厦门大学接受了谢泳，能不能为刻板的学院制度打开一道口子，也是一个未知数。该校中文系主任周宁在媒体上的一席大实话，让我不免有些担忧。他说谢泳到任之后，对厦门大学和中国学术界是一个考验，对谢泳也是一个考验。“有些待遇、津贴他可能拿不到，这些从制度上来说全校教师都是一样的，在操作上无法给他开绿灯”。

如果真是这样，谢泳能为厦门大学带来的，除了此一时的轰动之外还有什么？“挺身而出”又回归既有制度的厦门大学，又能让自由随性的谢泳“存活”多久？

“张钰事件”中到底谁是受害者？

对娱乐圈的八卦消息，我向来是“敬而远之”的，或者，说得自恋一点，是不屑的、鄙视的。可当那个“用明摆着的无耻对付潜在的无耻”的张钰赫然登上可爱的、平素仗义执言的《南方周末》的头版，我不得不看，也不得不说。

曾经有人说这张可爱的报纸正在堕落，我却以为在现今的环境下能保持贞操、偶尔说点真话，已经难得了，因此，我是不惮以恶意或者善意去解读它，只是想透过它的视角，看一看社会舆论的价值观念会一步步走向何处去。这也是我“不得不看”的真实原因。

用《南方周末》的话说，这件事（张钰“揭露影视圈性交易黑幕”）在“本质上是严肃的”。我赞同，他的确是严肃的，甚至严肃到不应该这样大吵大闹。但是，张钰值不值得同情，舆论该不该支持张钰，是一个需要谨慎思考的问题。

对于这个“女孩子”（张钰自己的评价），我们同情什么？同情她作为弱者的身份、地位，还是付出身体的代价未得回报？我们支持她什么？支持她的行为，还是她的勇气？我不是一个卫道士，我不愿意站在道德的塔顶上“哇呀呀”一气，尽管这件事，首先伤害的社会风化和人伦道德，从道德的角度，我们对当事的任何一方不应有丝毫宽容。

然而，这不仅仅关乎道德，关乎人权，更关乎一个非常简单的法律层面的常识推理。我无法支持，哪怕是同情张钰们，我甚至认为最终受伤害的不是她们，更不是一些什么狗屁人物，而是对社会良俗抱有期望的公众，是那些真正为艺术献身的艺人，尤其是女艺人们。

这很难理解吗？

如果真如张钰说的，不付出身体就不可能成名，或者是得到一个小小的角色，那是不是有一个可怕的潜台词：那些大红大紫的女明星，难道她们……可是有证据吗？没有。没有，怎么会得出成名只有靠出卖身体这一条路呢？相反，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真正好的、著名的演员靠的就是实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以女人的肉体为资本的演员和借机偷腥的导演们，谁比谁更无耻，只是个“鸡和蛋的官司”。当然，我这么说是在赞美。

顺着这个逻辑理解，影视圈里的性交易和卖Ｘ嫖Ｘ似乎没什么区别，用身体换取角色和用身体换取金钱，在本质上有什么两样吗？（这样讲，事件涉及的双方，也算触犯了法律吧？）不用装出一副大义凛然的样子，说是“为艺术献身”——那也是性贿赂——我就不信，没有这些女人陪导演睡觉，中国的电影艺术就完蛋了！

不，我想会更好。

（此文纯属自娱自乐，请勿转载，否则必究）

显峰冷言

你是谁的人

常听在大学教书的朋友讲起身边的事，举凡谈到学术圈子里的事每每一声叹息。论文、科研的压力不消说，现如今学术界很流行“谁是谁的人”。尤其是年轻人，你要是不是谁的人，或者不幸成为谁的人，什么项目申请、职称评定都或多或少会遇到些“麻烦”。

“谁是谁的人”多少有些江湖味道，久居商场、官场的人知道，时不常会有人说“张三是李四的人”，这话里的意思自然不少，也许是提醒，也许是不屑，也许有更深的暗示。但是的确有一些人很精于研究这个，甚至碰到个什么人，总会先打听他是谁的人再决定笑脸相迎还是送上一杯闭门羹，见机阿谀还是横加排挤。

没想到，现如今这一套在学术界也很流行。但是，反过来一想，这个问题又似乎不必那么大惊小怪。看看那些玩弄权术的官员，哪个不是经营着一个“小团体”，玩着“谁是谁的人”的“学问”。素来很重官本位的中国学术界，沾上这点“传统”好像不难。另外，而今大学里“近亲繁殖”已成气候，很多年轻的老师都是毕业后就留校，然后又跟着老师在学校里教学、科研，只要不是很“反叛”，“弟子”自然就是“老师”的人了。

一旦成了谁的人，这人自然没有独立的意识可言，至少在一些需要表达立场的场合，往往会唯“主子”马首是瞻，唯唯诺诺，毕恭毕敬，言听计从。表现在学术界，自然就是唱和着别人的学术思想，更不敢对跟着的那个人提出质疑或是怀疑，长此以往，思想倒是很统一，学术争鸣的氛围和创新的意识自然也被大大消磨。

除却一个人的天生思维障碍，只能依附于别人亦步亦趋，一般举凡做了谁的人的人都是有所图的，比如官场上，我是你的人，关键时刻替你说话、做事，那我的升迁发财就得靠你罩着。在学术界，成了谁的人也自然有好处，跟着的人要是很善于拉项目、跑经费，那成了他的人在将来的学术研究上就不怕没事做，如果傍上的这个人是个“权威”，那职称评定、获奖更没问题。

在官场上，“谁是谁的人”最后往往演变成“结党营私”，成了权力斗争的工具，你是李四的人，我绝对就不提拔你、重用你，哪怕你再有能耐，倘若我和李四不和，你就更得受排挤打压。没办法，谁叫你是他的人呢？倘若在学界，学术活就会变成追名逐利的游戏，就会演变成假借学术争论的名义互相拆台放气，为了争项目、争经费，不愿接受甚至打压自己圈子外的先进思想和研究方法，因为守住了自己的“阵地”就守住了名利。

诚然，我们不乏以超然的胸怀自立于某些圈子之外的官员、学者，只是一旦“谁是谁的人”的圈子意识风行起来，还会有他们的立足之地么？

显峰冷言

大学的“豪门”与防弹公厕

某省一大学花几百万元建了个大门，被人家说成几千万元之后一肚子委屈，说这是“以讹传讹”，还说这大门是当地的“标志性建筑”、“XX大学的骄傲”。（10月12日《南国早报》）

也难怪这所大学“委屈”，人家明明只花了几百万元，你非得说成几千万；大家都比着建校门，人家为什么不能建？网上不就有个“中国高校大门排行榜”吗，虽然未必采信，但遭指摘的学校都站出来跟媒体说了，一个门花上百万元倒也不假。好一场“豪门”盛宴！

前不久，北京某著名高校斥资百万元建观光电梯的消息就惹来一大摊吐沫。不过，如今这等花钱撑门面的消息也算不得新闻了，就像着装华丽的贵妇人，大街上走得多了，也便不再吸引眼球。

贵妇人自然是有钱的，正常消费也是应该的。我们的一些大学呢？很多都已经成为银行的“债务人”，前不久，中国社科院发布的蓝皮书就说，目前高校向银行贷款总量大约在1500亿至2000亿元之间，有的大学贷款已高达10至20亿元，个别高校甚至丧失了偿还能力。这是一个普遍现象，我想一些花大钱建大门的大学也不例外——我们摆什么阔！

纵然有的高校景象不错，不在乎这区区几百万元，但如今大学里很多学生因交不起学费而四处举债，省下这几百万元，能帮助多少贫困学生？很多科研课题、年轻教师因为经费紧张难以开展研究，省下这几百万元，能改善多少实验室的条件，扶持多少优秀教师？况且，这是大学应有之义务！

只是这象牙塔一旦沾上了贵妇人的气质，恐怕是不会顾及这些的。学会了贵妇人的精于打扮，哪还顾得上“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大师日渐稀少，学术正在荒芜，所能奉献的还真就是一个“标志性建筑”，令大学中人值得骄傲的也似乎只能是“豪门”一个了！

教育家梅贻琦先生说，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我看当下倒可以改成，大学非有大楼之谓也，有大门（应取“豪门”之意）之谓也。

前段时间，北京一座据说耗资80万元的防弹公厕惹来一阵非议，即便有人辩称它有反恐之功用，我想谁都明白，到了，它也只是一个“与人方便”的地方；大学呢，说到底，也只是一个教书育人、生产学术之所在，倘若失却了本来之意，再豪华的大门，恐怕和这个所谓的防弹公厕没什么质的不同。

ＳＫ-Ⅱ打了谁的脸

这的确是一个有关脸面的问题。多少爱美之人为了“对得起咱这张脸”，不惜花大把钞票搽点儿高档化妆品。SK-Ⅱ正是凭借洋品牌的影响和广告的忽悠，爬上了无数有钱人的脸。可真当曝出了安全问题，SK-Ⅱ的生产商是郁闷的，消费者是愤怒的。仔细想想，对消费者来说，还真有点花钱“找抽”的憋屈。

对于洋品牌，大多数国人是怀着向往的心思的，不幸的是，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种偏执的消费心理，凡是外国的东西就受欢迎，就当成品位，就认为保险。有人搞过一个调查，说在大城市白领阶层中，有九成以上的女性用过进口化妆品。我们对洋品牌的盲目崇拜，无形地为其罩上了一层“高贵”的光环，抬高了价码，也宠坏了这些洋品牌。

话说回来，老百姓毕竟只是消费者，不能太过苛责他们对品牌的追捧，尤其是一些跨国的著名品牌，正常情况下毕竟是代表质量的。倒是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崇洋心重，常常拿税收减免、产品免检等等“超国民待遇”当橄榄枝。甚至在很多政府主管部门的意识中，跨国企业都完美无缺，于是“来者不拒”。因此，一些外资企业便对“超国民待遇”大加利用或以撤资相要挟，大玩“擦边球”游戏。就拿SK-II化妆品来说，除初次进口时有关部门进行过检验外，至今已有8年没有检验过（这一做法的渎职之处当另算）。

即便玩出了“火”，这些财大气粗的跨国企业也是无所谓的，一方面，在跨国公司眼里，“整顿时间短，处罚金额少”几乎成了一种“中国特色”。去年，宝洁公司的SK-II就因为涉嫌虚假宣传被南昌市工商局罚款20万元。这样的罚款数额与其非法所得相比，简直是在给人家挠痒痒。另一方面，由于我国部分行业标准低于欧美国家，同款产品在国内外形成了实际意义上的不同档次。很多跨国企业在国内国外执行双重标准。而法律不健全的我们又不能奈何人家，就像几年前，两名美国东芝笔记本电脑用户向美国地区法院提出集体诉讼，状告东芝笔记本电脑的软驱控制器存在设计缺陷，导致数据丢失或损坏。50万美国东芝用户获得10.5亿美元的赔偿，而相同质量问题的中国用户却得不到任何赔偿。东芝公司说，赔偿美国用户是根据美国的相关法律，不赔偿中国用户则是因为中国没有相关法律。

其实，我们大可不必担心人家SK-II的牌子问题，也无须像有的评论者那样发出“跨国品牌在中国走下神坛，我们还可以信谁”的感慨。我想，不管是SK-II，还是以前的肯德基苏丹红事件、雀巢奶粉碘超标、联合利华旗下立顿速溶茶氟化物超标……打的，不光是他们的耳光。

庞加莱猜想何以成了谜局

    困扰数学家百年之久的庞加莱猜想已经被证明，这一点似乎很少有人怀疑，然而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在那个万众瞩目的英雄榜中到底该有谁的名字，却成了一个谜局。既然是中国人朱熹平和曹怀东完成了“封顶”，国际数学大会为何却因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将菲尔兹奖颁给了俄罗斯人佩雷尔曼？

    新近出版的美国《纽约客》杂志关于庞加莱猜想的长篇报道，和北京大学数学系教授丁伟岳院士在博客上发表的质疑文章，更令庞加莱猜想的证明充满了迷幻色彩。两篇文章一个一致的倾向，是对中国人证明了庞加莱猜想表示怀疑。而在《纽约客》杂志作者笔下，更是将丘成桐描述成了一个追名逐利之徒。（9月7日《南方周末》）

而三个月前，当丘成桐召集媒体宣布，朱熹平和曹怀东教授成为破解庞加莱猜想的“最后封顶者”。接连多天，国内各大媒体给予了大量的报道，其中很多评论和报道给人的印象是，这一成果好像已获最终认可，板上钉钉。而佩雷尔曼最近却在媒体上说，“我不清楚他们做出了什么新贡献，显然，朱不是非常理解我的推理，然后重新进行了论证”。甚至有美国数学家称，这是中国科学家在成果归属问题上扔出的“猴子的扳手”（故意搅乱局面）。

对于社会大众而言，这远不是他们所期待的真相，人们更想知道中国两位科学家到底在破解庞加莱猜想的过程中发挥了哪些作用？曾在丘成桐宣布时，朱熹平称他们只是完成了“临门一脚”，而今天的局面似乎难以让人判断出这一脚的分量。如果这个谜局解不开，受到重创的则是公众对科学报道的怀疑、对科学家的信任感和对追求科学真理的信心和热情。

对于科学家本人而言，诚如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刘克峰先生所说的，“他们敢出来以个人的名义宣布破解猜想，说明把他们的名誉都押在这里，万一有问题，基本学术生涯可能就完了。”而一个更为尴尬的事实是，由于丘成桐本人近来同北大的恩怨而屡发“口水仗”，人们不得不联想“庞加莱猜想”是不是也介入了这场中国式的是非。如果这个谜局解不开，基于真理与正义的争论，也许真就成了私利与名誉的道场（即便是被公众误会了），无异于一场波及世界数学界的学术丑闻。

倘若庞加莱在，不知他对此又会给出一个怎样的猜想？

警惕知名大学成为民办高校的托儿

    时下正值高校开学之际，不少民办高校展开生源争夺的最后决战。中央电视台报道说，某地一个小村子就收到了上千封录取通知书，只字不识的农民也被五六所大学录取。北京的一些民办高校甚至不惜花重金将抢夺生源的“前线”设在北京西站出站口。（8月29日《华夏时报》）然而，令人心忧的是，在混乱哄抢的行列中，不少民办高校居然打起了一些国内知名高校的招牌。

这实在算不得民办教育兴盛的景象，咀嚼之余颇有几分讽刺的味道。既有辛酸又有悲哀。辛酸的是，相比国内公办大学录取通知书的一纸难求，作为高等教育有益补充的民办大学的日子的确不堪；悲哀的是，国内知名高校成为一些民办高校招生的托儿，其危害远胜于这种诳骗行为本身。

如果是纯粹假冒知名高校的名义招生，那是不折不扣的诈骗行为，触犯法律，自然会受到应有之惩处。问题是，媒体报道说，一些民办高校的确与知名高校有着渊源，要么是该高校与某企业合办的大学，要么是其下设的二级独立学院独立办起的学校。“私生子”也好、“外孙子”也罢，总归是有些血缘的。于是，倒也算不得假冒，但却似乎并不名正言顺。

对当下国内的很多民办高校而言，无论打着谁的旗号，披着怎样的外衣，其目的是单纯的，那就是争抢生源，从而获得更大收益。在师资、政策、经费等各方面先天不具优势的民办高校，很多将追求利益最大化当作其终极目的，而作为高等教育有益补充的天然使命只好退居其次。利益的最大化来源于学生数量的最大化。因此，与知名高校结姻，在纷乱的生源争夺战中被当作最有效的武器。然而，这种极其商化的行为，一旦利用了人们对知名高校的信赖，更具有欺骗性，后果更为严重。对知名高校而言，本该圣洁的象牙塔形象被功利化倾向倾覆，久而久之会因此失去应有的神圣和诚信；对民办高校而言无异于自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现实必然丧失人们对民办教育的信任，使刚见起色的民办教育事业蒙受各种压力；对整个高等教育而言，失却了人们对教育事业的起码信任，更是一种危险的信号。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危险也是一种警醒。在民办教育成为潮流的今天，它挑战的是我国现行教育体制的弊端，直刺高等教育领域的官本位意识、等级意识、商化意识，以及教育管理的不力和体制导向的不公。

我是权威我怕谁

学术界现在流行一种怪现象，一些曾经在某领域取得成就的权威专家，不再潜心科研，而是仰赖手中的“权杖”，把持科研资源，形成利益圈子，干起了“包工头”的营生。（8月21日《中国青年报》）而据我观察，这些人往往还扮演着“科学警察”的角色，但凡遇着不同学术主见、圈子之外的学派、独树一帜的创新，便不由分说地跳将起来，扯起“我是权威”的大旗，棒喝之。

私下里时常听到一些学者的苦诉，自己另辟蹊径做出成果，请求一些权威专家“不吝赐教”，得到的往往不是肯定、鼓励，而是怀疑、批判。一位发明人很是郁闷地告诉我，自己的发明填补了技术空白，而且市场很认可，但这个领域的某位权威听到消息后，第一反应居然是：“不可能！”为什么？“我是这个领域的专家，搞了30年都没搞出来，他怎么可能？再说，从来没有人试过这条技术路线。”一副“我是权威”的架势，既有固步自封的自大，更含惧怕被人超越的心虚，于是盲目打压，甚至不惜贴上“伪科学”的标签。

我绝非否定学界权威的存在，也无意怀疑所有权威专家的“货真价实”。一些真的权威，从来不打着“权威”的旗号四处招摇，而是用自己的光辉成就在人们心中树起权威的丰碑，比如王选，他甚至在暮年唯恐自己成了“太上皇”，阻碍年轻后学创新，故而退居“二线”。而一些“伪权威”，却担心自己的权威头衔不期然被人摘掉，往往举着“权威”的招牌，拉拢圈子，在圈内互相吹捧，在圈外伐除异己。

科学精神的内核之一就是怀疑，真的创新必然是敢于不断向权威发起挑战，击破权威的神话。诚如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乔治·萧伯纳所言：“所有伟大的真理最初都被看作是大逆不道的谬论。”比如，爱因斯坦、牛顿；比如，王选……哪一个不是传统学术圈子中的叛逆者，哪一个又不是真的创新者？中国的学术界素来很重门第意识、圈子意识、官本位意识，学术派别的发展很不健全甚至畸形，权威主导的学术评价体系使得学术共同体成了利益共同体。大众迷信权威，权威迷信自己。因此，本来就少有的对权威发起挑战的勇士，往往注定被打压的宿命。

固然我们需要信仰权威，权威的存在会对一个社会的秩序起到规范的作用；也需要对各种创新成果积极地质疑，以避免伪科学、伪创新贻害于世；但倘若盲目地活在权威的光影之下，这个世界必然缺乏创新，丧失前进的动力，也必然在庸碌中消沉。

试解罗先生吃不透的“国情”

    新近在北京召开的一个国际学术会议，意外地受到了素来对国际会议乐此不疲的中国科学家冷遇。媒体报道说，会议没有和任何中国大学及科研机构合作，组织委员会成员中也没有一位中国科学家，最终注册参会的只有14位中国学者。（8月11日《科学时报》）

    国内一些科学家难得的“清高”却让会议发起者之一、美国南伊利诺伊大学终身教授罗朝俊百思不得其解：一个关于21世纪世界科学研究和技术发展主流学科（非线性科学及复杂性研究）的学术会议，一个在国内召开、“毕竟比去国外要节省很多费用”的会议，为何如此不受国内一些科学家待见。最后，罗先生无奈地自责：“我对中国国情还是了解得不透彻。”

    虽然“国情”之说有些修辞成分，但我相信罗先生的“自责”是发自肺腑的。罗先生认为在国内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节省费用，而这恰恰消磨了一些学者参加的动力，钱无所谓，反正从课题经费里出，他的目的是借此出国转一圈，学习交流只在其次。这些人，自然是不会来了。

    来参加会议的都是这一领域的国际一流科学家，但罗先生不知，没有国内科技界公认的大腕、诺贝尔奖获得者参加，没有了“我曾和某某诺贝尔奖获得者一起受邀参加某某学术会议”的记忆，一些学者便失去了日后引以为豪的资本，失却了“想当年”的豪迈。有些人，自然是不愿意来的。

    会议没有官方支持没有赞助商，本该变得纯粹。可这对于善于攀比会议级别的国内学者来说也是“望而却步”的。罗先生曾接触过国内相关领域的一位知名科学家，希望在中国方面的组织工作能得到他的支持。但由于谁来担任会议主席以及领导座次等问题让罗先生深感困惑，不懂“官本位”，罗先生也只好失去这些“会友”。

    如果这些还不是罗先生所认识的最大的“国情”，那有一点几乎是很多国内科学家一致的追求，那就是，关心其论文能否通过会议发表在相关刊物上。即便是参加会议的一些科学家，也大多匆匆而来，急急而去，只出现在自己要作报告的某个上午或下午，不在乎学术交流、思想碰撞，只期望被哪个杂志相中，似乎昔时如金，实则急功近利。这些人，我想罗先生也是不愿意与之为伍的。

    当然，中国科技界不乏潜心向学的有为之士，但是一些流传已久的体制积弊和浮躁之气不除，罗先生之所谓“国情”还会继续下去。

显峰冷言

舆论为何支持丘成桐的“假说”

不久前，著名数学家丘成桐先生在接受国内一家媒体采访时说，“《纽约时报》说北京大学40%的引进人才都是海外的，你去美国调查一下，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7月29日，北京大学新闻发言人公开回应说，“这是一种不负责的说法，它歪曲事实，严重侵害了广大海归学者和北京大学的声誉……”

北大的此番严正申辩并未换来媒体的“同情”，各方评论者倒是一派“倒戈”之势，纷纷将矛头指向北大。请看这样一组标题：“北大请自证清白”、“别误读了丘成桐的善意”、“北大不妨反思丘成桐的逆耳忠言”……甚至有评论者针对北大的回应，尖锐地质问：“蔡元培的北大还是阿Q的北大？”

显然，丘成桐先生的“我担保大部分是假的”未必有充分的证据，也不见得客观；北大的所谓“北大海外引进人才的质量是高的，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的申辩也不一定有十足的底气。批评者与被批评者缺少的似乎都是用以佐证自己观点的事实。然而，值得深思的是，舆论为何会力挺丘成桐先生的“假说”？

不妨研究一下丘成桐先生此番批评的前后语境。邱先生说，中国缺乏世界一流的学者，于是在一些大项目上“请了很多人来，特别是引进很多外国专家”，这些人是某某高校的特聘教授、讲座教授，拿着“全职引进”的待遇，酬劳不菲。“可很多名教授在国外是全职，按照规定一年必须九个月在美国国内做研究，只有三个月可以在外面。”而这三个月也未必就给了你某一所高校，所谓全职引进，自然是假的。显然，与其说丘先生批评北大之“假”，倒不如说是在直呈我国目前科研人员引进之弊。舆论之强烈共鸣，虽说不无偏激，但更能说明其弊流毒甚广，为害不浅。

例子不胜枚举。有优厚的报酬，也不苛求在国内的工作时间，自然会有不少人“慕名而来”，越是如此，越多一些心怀不轨之人。有熟悉内中情况的学者撰文说，一些“外国专家”回国的目的并非真要帮助我们提高科技发展水平，而是企图瓜分国内科技资源。他们与国内高校联系密切，仗着自己在国外名牌院校任职，又了解国际上的研究前沿问题，再加上中西科技发展水平存在的明显差距，以及国人内心深处根深蒂固的崇洋媚外心理，他们往往能够得逞。而我们得到的便是他们在某某学校挂个名，偶尔飞回来转一圈，在评审会上以国际专家的名义替某个项目吹个牛……浪费国家科技资源，助长学术浮夸之风，这不正是当下令全社会深恶痛绝之事么？

此种现象一旦蔓延，成了“潜规则”，不仅寒了真学问者的心，进而会葬送了国家科技事业前程。如此看来，舆论之一派批评也并非完全针对北大，需要反躬自省的也绝非一个北大。

环保执法岂能成了“猫鼠游戏”

最近慕名去河北丰宁草原观光，当地牧民幽默地告诉笔者，为了生计，近些年他们和执法人员玩起了“猫和老鼠”的游戏。游戏倒是越玩越有趣，“猫”和“老鼠”从中都得了实惠，惟独没有人认真地算算生态环境这笔帐。

先来看看这个游戏是怎么玩的。丰宁草原被誉为京北第一草原，出于生态保护的考虑，前些年河北省按照国家相关法规将这里列为禁牧区。于是，“猫和老鼠”的游戏上演：牧民还是偷偷赶羊上山，执法人员顺藤摸瓜前来执法，一只羊10块，开完罚单收完钱就走。后来牧民“赖账”，警车呼啸而来抓上几只羊掉头便走，只要我前脚走你后脚到局子里交钱，立马放羊归山。这游戏越玩越熟稔，“猫”不再是猫，什么神圣的执法使命，只要手中的罚单能张张变现就成。

游戏能不能玩下去，当然不全取决于“猫”，关键看“猫”和“老鼠”之间能不能达成某种默契。“猫”在这个游戏中最大的收获是，既行使了自己的执法职责，又从中捞取了经济利益，当然是一百个满意。牧民也会算这样一笔帐：养上100只羊，一年卖一半也能收入两三万，占家庭收入的一半还多，就算一年抓着几次，一次罚个千儿八百的也很合算。这个默契一旦形成，“游戏”便会心照不宣、周而复始地继续下去。

游戏大张旗鼓地继续，却没有人意识到，或者说意识到却不在意，其运行所消耗的昂贵甚至惨重的成本。首先是生态成本，过度放牧必然带来草原生态的退化，作为京北一道生态屏障，丰宁草原一旦退化、荒漠化，后果可想而知；其次是法律成本，正因为意识到过度放牧带来的生态恶化威胁，国家和各地方相继出台法律法规保护原始生态，然而保护区内的这种“猫和老鼠”的游戏，游戏的正是法律。法律的威严被践踏，约束力自然荡然无存，生态保护也只是一个空洞的词汇而已。

事实上，不只丰宁，各个地方、各个领域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类似问题，法律的威严最后就变成了一纸罚单，这种简单的做法不仅不能起到应有的惩戒作用，反而让违法变成合法，心存禁忌变得明目张胆。

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却要在法律外下功夫。实际上，对于生存于生态保护区的老百姓来说，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素来是一对矛盾。不能光为了保护环境，斩断老百姓过去赖以生存的老路子，却不谋新出路。只有在“禁”的同时帮助他们找到发展的后路才是科学发展的原本意义，也才能避免类似“猫和老鼠”的游戏继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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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青年报事件追踪】贺延光：作答总编辑和编委会

［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79    更新时间：2005-8-17 文章录入：admin ］

李方辞职了，本报走了一位不算老也不算年轻，在业内颇受好评，也深受读者和网友信赖的青年报人，而且是在新的《采编人员绩效考评办法》，企图从制度上根本颠覆本报长期所维护的新闻标准和新闻人价值取向的时候。
(博讯boxun.com)
                      
李方选择离开，是因我的批评所致么？
表面看，导火索是我点燃的，但，这个匣子里的爆炸物可不是由我装填的。
                     
我当然有这个自信—虽然李而亮总编辑分别两次在会上，并最后以编委会正式文件的形式，均把我的批评意见与李方承受的压力甚至“做噩梦”变成了因果关系。
                      
                     
8月4日下发的编委会文件指出：“前一阶段，有个别采编人员针对评论员文章进行指责与批评，并在网上引起讨论。有些批评已超出了正常业务探讨的范围，给评论部的同志带来很大的精神压力，也在采编队伍中造成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乱。”接着，文件强调，这些评论员文章“符合中央精神和团中央书记处的要求”，“体现了我们报纸的性质、办报宗旨和内容定位”，“在读者和社会上的作用是正面的，反响是好的”云云。
                      
这纯粹叫“王顾左右而言他”。
                     
我写的那篇《本报评论员，我为你害臊》，是反对“引导和鼓励高校毕业生面向基层就业”吗？相反，我多次和同事们谈到，面向基层、面向西部是个很好的话题，可以做得很亲切，很人性化。我还说今天的（指7月22日）评论就能看出，作者写得很努力，不错。
                      
我在我的文章末尾，专附了几篇都市报纸社论评论的题目，只希望能有所借鉴并改善我们评论的思路和文风。
                     
我为之害臊的是，我们的评论竟用“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像灯塔一样指明了大学生前进的方向”，这样明显涉嫌个人崇拜和文革语言的词句开头。为此，我还专门陈述了我批评的依据，只差没有抄写中央有关规定的全文了。
                      
                     
可惜，李而亮总编辑也好，编委会文件也好，云里雾里，就是回避我指出的问题。对此，你们连表示一下“不妥”的意思都没有，甚至将带来作者“精神压力”、造成队伍“思想混乱”的状况直接与我链接起来，就算耍障眼法，做得也太拙劣啦！
                      
                     
现在，我还是要问：领导人“像灯塔一样”，而芸芸众生都是在黑暗中徘徊，你们这样的写法究竟是对是错？不必客气，请理直气壮地回答。
                      
                     
有“精神压力”是事实，首先它伤害的是我们的评论员。他们写评论从开始署真名，到奉命作文不得已编个化名，再到后来干脆什么名都不署了，这是一个职业新闻人从以为荣到以为耻的过程。作为同事，我当然理解他们所承受的难以言说的煎熬和痛苦。所以，我从一开始就不认为“像灯塔一样”这样的文革老词儿，会出自李方或其他几位年青评论员之手。我批评的矛头所向，是始作俑者。这点，社内同仁谁也不会糊涂。
                      
                     
“思想混乱”也是事实，本报的质疑之声不绝于耳，外界也同样议论纷纷。那天一次朋友聚会，我被“海里”一位相当有身份的人问道：这样的提法（指“像灯塔一样”），人民日报没有，解放军报没有，JZM同志当政十几年没有。锦涛同志出身共青团，你们又是团中央的机关报，想干什么啊？想为别人提供口实吧？真不怕给锦涛添乱！当时，我无言以对。而这之前，我根本就没看过那篇评论。
                      
                     
所以，对“精神压力”和“思想混乱”，我是承受不起的。李总和编委会就能承受得起吗？对此精心策划并及时予以表扬和鼓励的团中央主管书记赵勇和第一书记周强，我看也未必能承担得起！
                      
                     
所以，我在《为你害臊》中特别说，“我们，不要钻这个空子”，并提醒道：“生活经验早就告诉世人，凡吹捧别人，尤其是肉麻地吹捧领导人的人，一定是有私利可图”。
                      
                     
党风日下，世风日下，新闻界已不是一块净土了。某些人只会在纪念陈云同志时才念叨几句“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话，但实际工作中，他们仅唯上。这个“上”，首先是自己的直接领导，其目的只为自己的“上”。
                      
                     
不是吗，编辑部就有主要领导多次不加遮掩地提倡，在新闻报道中要进行“策划”和“导演”，并为此津津乐道而毫无羞色。再加上近日出台并冠以“导向明显，原则明了”的《记者编辑考评办法》，这种从办报理念到制度保障一脉相承赤裸裸的唯上是从，让我突然记起了儿时的歌谣：是我的兵，跟我走；不是我的兵，挨屁嘣！
                      
但是，大家应该明白一个道理：当公共权力被变为私人利器的时候，所有正直和诚实的人，永远不会俯首称臣。
                     
今年四月，在上海评选去年的全国新闻摄影作品，我作为评委接到举报，说去年总书记在陕南视察，当地和胡亲切交谈的所有茶农都是由他人装扮的（这一新闻由央视头条播出）。我们查看了照片（已被省里评为一等奖），几位“茶农”拿的竹篓竟都是新的。这一情况，自然要反映上去。半个月前我已知道了结果，经中央委托新华分社调查证实后，一串人被追究、撤职。
                      
当然，现在社会进步了，也就是撤个职。要在过去，那是“欺君之罪”，是要杀头的。
                     
所以，还是做老实事吧，当个诚实的人吧。投机取巧，风险也挺大，因为真正有学识有水平的领导同志，从内心压根儿就看不上那类当马仔的人。
                      
李方是个办实事的老实人，他个性鲜明，处事低调，刚来本报不久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那天，我的一组“老麦客和新麦王”被一版头条采用，值夜班的他竟当着我的面，否定了我已选定的一张照片并申明理由。要知道，我可是一名资深记者，而他正是我要来的，是我帐下的一名编辑啊。后来，杨浪把李方要到新创刊的社会周刊，他兢兢业业成绩斐然。再后来，他创办的青年话题，不仅被打造成新闻界的名牌，还成为读者至今最为喜爱的专刊之一。
                      
                     
我对一些版面使用照片曾横挑鼻子竖挑眼，却从未对青年话题提过一次意见，尽管整版的它从未使用过一张图片。因为在我看来，那些情系群众利益、针砭社会时弊的评论文章，足足能吸引读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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